《南方周末》于2011年10月19日刊出记者石岩与台湾学者蒋勋的访谈录《蒋勋谈传统：我们能做文化的垫脚石》。仅十五字的题目，就扣住了“传统”和“文化”一对宏大叙事，而题记中疑似《祈祷》诗句则又将“历史”囊括其中。谓之“疑似”，是闻一多先生原诗为“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虽然闻一多生前曾多次修订作品，但就现今诗存来看，似乎未有“把历史抱紧”一说。通读全文，方知这一错引别有深意－－蒋勋先生身为著名画家，的确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具有异于常人的承担；但当角色转换为学人和传道士时，似乎难负“博闻”兼“强记”之盛名。其对于中国近、现、当三代的记忆，虽竭力“抱紧”，却明显hold不住了。以下仅就文中谬误，略述一二：

 一、余华与窑洞

 原文：  “我这本书里也讲到埃及的雕像多漂亮，希腊的雕像多漂亮，印度的雕像多漂亮，最后把中国马家窑的泥偶拿出来摆在那里。……也许今天中国都还不知道，因为它在大国崛起的部分里，它恰恰不知道那个窑洞的生存力量是多么强的力量。好作家是有的，像余华他们写《活着》是碰到一点这个东西的。”

 蒋先生由马家窑出土的泥偶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力量切入到小说《活着》，实在为“南辕北辙”提供了绝佳注释。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而小说《活着》发生在浙江省境内。对其作品稍有了解的人都知晓，余华，浙江海盐人，曾在家乡小镇从事牙医多年，其至今为止包括《活着》在内的四部长篇小说均以江南小城镇和村庄作为创作背景。即使翻阅《活着》，读者也会对书中典型的南方生活特色一目了然－－村民赶着水牛耕种水稻，家珍的父亲是镇上米店的老板，福贵被拉作壮丁后一路向北，进入安徽渡过长江－－这些都与窑洞所代表的大西北风格格不入。

 《活着》变为妇孺皆知的经典，是由于1994年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当年《活着》被改编为电影，张艺谋将拍摄地搬到了齐鲁大地，并且加入了诸多北方生活细节，比如龙二把一箱子皮影留给福贵作营生，有庆临死都没有吃上家珍包的饺子，连福贵家的老宅也看上去有几分乔家大院的气派。由此推知，蒋先生只看过电影《活着》，而根本没有读过小说《活着》。

 在电影《活着》中，所表现的主题确如蒋先生所言，集中于“生的力量”；如果蒋先生对此主题有兴趣，不妨多关注一些在中国文坛格外耀眼的西北作家群，在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名家的著作中，“这个东西”不只碰到了一点。而余华的《活着》与张艺谋的《活着》就像水田与窑洞，都在这苍茫大地之上与中国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其中意涵却难免相差甚远。

 二、萧红与共产党

 原文：“丁玲走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悼念她。我高兴认识这个人。她给我的感动比萧军要大。萧军的作品我一直不很喜欢，那是一个男性的很夸耀的东西。我在丁玲和萧红的身上看到了了不起，有时候我会把它夸大成早期共产党的某种品质。我相信，如果没有那个东西，这个政党不会那么成功。”

 如果安错作品的地域背景尚属小谬，混淆作者的政治信仰则当算大错了。虽然访谈篇幅未展开蒋先生究竟认定萧红“身上”哪一点了不起使他联想到了共产党的成功，但把萧红与共产党混为一谈，说轻巧些，是对萧红其人其文的误解，说严重些，则是对萧红在天之灵的伤害。

 就文章而言，萧红的作品中并没有歌颂共产党员的只言片语。与余华相类，她也钟情于描写家乡人民的生生死死。就其流传最广的两部作品而言，完成于上海的《生死场》，多被归至抗日文学之列，实际上，在展现东北大地生生不息、坚韧不屈的生命力中，萧红也在老乡对“镰刀会”、“义勇军”、“革命军”的困顿盲投下，赤裸裸地将笔锋转向无谓的牺牲。这也正是鲁迅在所作序言中强调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脱稿于香港的《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遗著延续了其一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写作观。一个早慧的东北小地主家庭的女儿，她只写童年回忆，却在毫无政治意涵的文字中还原了黑土地的温情、刺痛与魅惑。

 就为人而言，毋庸质疑，萧红属于左派作家。但在以鲁迅为中心、实际上由瞿秋白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萧红自始至终都是人在边缘。《回忆鲁迅先生》中一个细节可为佐证－－鲁迅向萧红交待作客其家中的“商人”为何方神圣，此人原是“走了二万五千里回来的”。如果萧红真是党员或与左联中的党员过从稍密，恐怕不会作此一问，更不能行诸笔端。终其一生，短短三十一年，所求不过是安静的写作；不依附于任何派别，恐怕也造就了她“孤独忧悒以终生”的宿命。

 风流存照为证，蒋先生似与丁玲、萧军颇为相熟。不知曾否听闻，萧军与萧红分道扬镳，丁玲也是与有荣焉。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述二人决裂肇因于萧红拒绝与萧军一起投奔延安；而在端木蕻良的回忆中，萧军当时即向萧红声言，与丁玲已然相好，并会结伴而行。在萧红离世后，三个男人就与她的感情纠葛打了一辈子的笔墨官司。虽不足为信，两段相矛盾的叙述却共同印证萧红是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也从侧面折射出蒋先生所喜爱的丁玲的背影－－与马列老太和Lady Gaga相比，丁玲的一生，在政治信仰和人际爱情上，都在不断重复扮演着一个角色－－背叛者。如果蒋先生能就此背叛者和彼政党之间的关系深入开去，倒也真能成就一篇好文。

 （另：“反右”的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两事物相差九年，不知是否为丁玲就养鸡经历对蒋先生的叙述有误。）

 三、秋瑾与男人们

 原文：“我喜欢秋瑾是因为美学。她有一张照片是穿着和服拿一把刀，那种美真是英气逼人。她是可以跟陈天华、邹容这种男人在日本酒馆喝酒的，喝了酒就写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你们这些男人，喜欢我，所以为我买这么贵的刀——因为她当时在练剑，他们就买了一把日本武士刀给她。现在没有钱喝酒了，我用我的貂裘给你们换酒喝。‘一腔热血勤珍重’，大家都是同盟会的，早晚有一天是要被杀头的。”

 蒋先生的描述栩栩如生，宛如曾与鉴湖女侠肆中豪饮。只是就《对酒》这首诗的写作年份，至今没有定论。之所以有留学东瀛酒后所作一说，均援引其义结金兰姊妹吴芝瑛之《记秋女侠遗事》。但研读这篇不长的文章，并未提及《对酒》所作背景，反倒点明：“女士原作极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惜随手散佚，不得见矣。”该文最早收录于秋瑾之女王灿芝编辑并于1929年出版的《秋瑾女侠遗集》。可见，我们已是无缘知晓这首诗写于何时、鉴湖女侠写诗的时候喝没喝酒、刀是自己掏钱还是男人掏钱买的、抑或男人又为什么在她练剑的时候买了把倭刀相送……

 1983年，谢晋执导并与黄宗江联袂编剧的电影《秋瑾》中也有写作这首诗的情节。有趣的是，“不惜千金买宝刀”说的是陈天华，“貂裘换酒也堪豪”则指向徐锡麟，秋瑾作诗时，一旁击缶相和的还有陈伯平。异样的艺术升华暂且不提，就此考据出蒋先生访谈中的又一疑处：秋瑾跟邹容在日本酒馆一起泡过吧吗？

 邹容于1902年春夏之交东渡留学，除开始写作与陈天华《警世钟》齐名的《革命军》外，还很淘气地挟众剪了当时清廷派驻东京学监姚文甫的鞭子，并悬挂于中国留学生会馆示众。邹容也因此于1903年被迫回到上海，东渡生涯仅为一年。当年仲夏，《苏报》案发，章太炎入狱，邹容自投捕房，1905年春卒于狱中；至死不是同盟会会员，因为同盟会在其死后小半年才在东京宣告成立。而秋瑾1903年从湖南随夫君王廷钧赴京上任，1904年东渡求学；1905年短暂回国筹措学费，曾到访上海，彼时邹容已身陷囹圄，或早不在人世。从史实上，两条平行线始终没有交会的一天。就算秋瑾跟陈天华真曾在东京酒肆里舞剑吟诗，邹容也无缘参与，也许正和章太炎隔着牢房敲墙以示彼此激励吧。

 四、林觉民与儿孙

 原文：“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这样的人物，真是让我着迷，他们是中国当时的大梦想。所以尽管《辛亥革命》这个电影拍得很烂，可是《与妻书》那一段还是让我掉眼泪。后来我才发现，林觉民家跟我后来离开西安去福州住的三坊七巷在同一条街上。他被砍头，等于是清朝的叛逆，他爸爸就把房子变卖了，隐姓埋名躲起来。他的遗腹子现在是北京航天界里顶尖的科学家。他的孙女叫林兰，完全拒绝访问：我们在家里面开过会，我们不靠祖父过日子。这个家族真是了不得！”

 《与妻书》通篇溢满桃花潭水之深情与大漠长歌般悲壮，我与蒋先生同感，每每读来，总是眼噙泪花。不过不知道蒋先生有没有注意林觉民在其中的一段自白：“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如果我们做道简单的数学题，黄花岗起义在1911年4月，那么林觉民的遗腹子应在1911年内出生，至2011年，老先生应该高寿100周岁了。如此人瑞仍然奋战在祖国航天界的第一线，在辛亥百年之际却是无人提及，实在蹊跷得很。

 事实上，林觉民与陈意映育有两个儿子：长子为《与妻书》中提及的依新，幼年早夭；次子即为遗腹子仲新，解放前曾在国民政府中任林森秘书，1983年病逝于福建漳州。林家倒是真出了懂rocket science的科学家－－林仲新的长子林天立，不过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里，恐怕还真不能称其为林觉民的“遗腹孙”。

 在这一段关于民国的访谈中，还有诸多谬误：林觉民不是被砍头的，是张鸣岐下令枪杀的，蒋先生认为“拍得很烂”的那部电影中对这一段处理十分到位；沈从文并非富贵人家出身、也没留过日，一生没把自己往危险的位置放过、有危险也是被放的（钱杨亦然），蒋先生如无暇阅读《从文自传》，可拨冗到凤凰一游；秋瑾怎么都算不上民国人物，女侠就义断头台还是光绪年间的旧事；仅听闻徐锡麟赖姻亲俞廉三之力深得恩铭器重，二人师徒相称，未见史料显示秋瑾还叫过恩铭“干爸爸”。既然英雄豪杰都不问出处，想必难有“拼爹”之好，我们这些后人也就不必费力作“坑爹”之辨了。

 五、阿Q与农民

 原文：“阿Q的时代真的过去了。我到乡下去看到的农民，那个往我箱子里塞大蒜的农民，他的心是健康的，他的笑容是健康的，他受的教育真个比阿Q那个时代强百倍。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中国全国的知识分子人口只有2%，文盲是98%。”

 接着民国人物一段说开来，蒋先生坦言“鲁迅是怎么读都好的作家”；但就上述关于阿Q的断想，似乎这个“好”译成英语当作fine，而绝非good，即鲁迅是怎么读都行。有此推论的根源在于，鲁迅没有把阿Q写成农民，似乎也不该把他作为20世纪初的农民代表与我们21世纪初的阶级兄弟一较高下。

 在《阿Q正传》第二章“优胜记略”中，鲁迅就记叙了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客观上，阿Q仅是江南水镇上的闲散居民。而主观上，阿 Q 对于稼樯之事也颇为不屑。 在第五章“生计问题”中，阿Q跑到静修庵欺负老尼姑之前，便是走出未庄方见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

 通篇观之，鲁迅笔下的阿Q是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千千万万小人物的一个缩影，苟活在比乌有还乌有的未庄之中，“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就连“先前的‘行状’也渺茫”。

不容否认，蒋先生文采卓然，著作等身，多年在文化传播的战线上，殚精竭虑，身先士卒。其谈吐之风雅、讲述之渲染，颇具力道。但是在晚辈看来，如此雄厚的软实力毁在了一道硬伤上：不读原著。

 已故政治哲学家列奥ž斯特劳斯常循柏拉图“洞穴”的比喻而沿用一个意象－－“次等洞穴”（second cave）。在斯特劳斯看来，若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无知就好比身陷“洞穴”，置身当今，无知就是在一个更深的“次等洞穴”之中；而困境是，我们必须抓住“历史”，将自身从“次等洞穴”提升到“洞穴”，方能切入获取知识的哲学思辨。要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进路就是阅读原著。“次等洞穴”在斯特劳斯尚未逃离德国就已提出，在其晚年与人合编《政治哲学史》时，他依然重申，再好的二手资料不过是传闻，学生借传闻获取意见；但唯有阅读原著，才有可能获得超越意见的知识。

 通读蒋先生访谈，他的文化与传统，难以让我们抓住历史，却可能很不幸地落入斯特劳斯的预言－－二手资料中的传闻是错误的，学生连正确的意见都得不到，只会得到错误的意见；我们意识不到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结果是“陷入最深的错觉之中”。 诚愿蒋先生可采亡羊补牢之策，号召文化和传统的倾慕者们在慷慨解囊、为君捧场之余，也当多多博览我们历史中的典籍，开启经典阅读的可能性。

 此外，我对蒋先生能与诸多文化名人有无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羡慕不已，这是一种“身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身份”的除魅历程上，往往比寻常百姓更显艰辛无力。好比蒋先生仰慕的钱钟书，在《围城》就写尽了这一现象－－褚慎明对与Bertie（罗素小名）伟大友谊的炫耀，比之阿Q攀亲赵老爷更添了一寸焦虑、三分无耻。“身份”对于文化是必要的，但那绝不应该是私人的。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近百年前创造“社会文化”概念中所指，每一个社会均有延续历史的渴求，因为在作为集体记忆的文化中，我们每个人均获得了身份认同。

 最后真诚地感谢蒋先生，在勘误中，令我接续闻一多先生的诘问：如何把记忆抱紧？在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受到空前追捧的年代，我更愿意回到经典本身。平心而论，不能指望代代皆有顾颉刚，以讹传讹之后，留给后人一箩筐“古史辨”才可收拾的烂尾工程。果有其日，不在文化“花季”的我们，恐怕连“垫脚石”都无法胜任，只得被定性为文化的“绊脚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大跑龙套。

（所评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64021）

2011年11月2日凌晨于凯帆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