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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记忆抱紧 --《蒋勋谈传统:我们能做文化的垫脚石》勘误

《南方周末》于2011年10月19日刊出记者石岩与台湾学者蒋勋的访谈录《蒋勋谈传统:我们能做文化的垫脚石》。仅十五字的题目,就扣住了“传统”和“文化”一对宏大叙事,而题记中疑似《祈祷》诗句则又将“历史”囊括其中。谓之“疑似”,是闻一多先生原诗为“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虽然闻一多生前曾多次修订作品,但就现今诗存来看,似乎未有“把历史抱紧”一说。通读全文,方知这一错引别有深意--蒋勋先生身为著名画家,的确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具有异于常人的承担;但当角色转换为学人和传道士时,似乎难负“博闻”兼“强记”之盛名。其对于中国近、现、当三代的记忆,虽竭力“抱紧”,却明显hold不住了。以下仅就文中谬误,略述一二:

 一、余华与窑洞

 原文:  “我这本书里也讲到埃及的雕像多漂亮,希腊的雕像多漂亮,印度的雕像多漂亮,最后把中国马家窑的泥偶拿出来摆在那里。……也许今天中国都还不知道,因为它在大国崛起的部分里,它恰恰不知道那个窑洞的生存力量是多么强的力量。好作家是有的,像余华他们写《活着》是碰到一点这个东西的。

 蒋先生由马家窑出土的泥偶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力量切入到小说《活着》,实在为“南辕北辙”提供了绝佳注释。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而小说《活着》发生在浙江省境内。对其作品稍有了解的人都知晓,余华,浙江海盐人,曾在家乡小镇从事牙医多年,其至今为止包括《活着》在内的四部长篇小说均以江南小城镇和村庄作为创作背景。即使翻阅《活着》,读者也会对书中典型的南方生活特色一目了然--村民赶着水牛耕种水稻,家珍的父亲是镇上米店的老板,福贵被拉作壮丁后一路向北,进入安徽渡过长江--这些都与窑洞所代表的大西北风格格不入。

 《活着》变为妇孺皆知的经典,是由于1994年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当年《活着》被改编为电影,张艺谋将拍摄地搬到了齐鲁大地,并且加入了诸多北方生活细节,比如龙二把一箱子皮影留给福贵作营生,有庆临死都没有吃上家珍包的饺子,连福贵家的老宅也看上去有几分乔家大院的气派。由此推知,蒋先生只看过电影《活着》,而根本没有读过小说《活着》。

 在电影《活着》中,所表现的主题确如蒋先生所言,集中于“生的力量”;如果蒋先生对此主题有兴趣,不妨多关注一些在中国文坛格外耀眼的西北作家群,在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名家的著作中,“这个东西”不只碰到了一点。而余华的《活着》与张艺谋的《活着》就像水田与窑洞,都在这苍茫大地之上与中国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其中意涵却难免相差甚远。

 二、萧红与共产党

 原文:丁玲走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悼念她。我高兴认识这个人。她给我的感动比萧军要大。萧军的作品我一直不很喜欢,那是一个男性的很夸耀的东西。我在丁玲和萧红的身上看到了了不起,有时候我会把它夸大成早期共产党的某种品质。我相信,如果没有那个东西,这个政党不会那么成功。

 如果安错作品的地域背景尚属小谬,混淆作者的政治信仰则当算大错了。虽然访谈篇幅未展开蒋先生究竟认定萧红“身上”哪一点了不起使他联想到了共产党的成功,但把萧红与共产党混为一谈,说轻巧些,是对萧红其人其文的误解,说严重些,则是对萧红在天之灵的伤害。

 就文章而言,萧红的作品中并没有歌颂共产党员的只言片语。与余华相类,她也钟情于描写家乡人民的生生死死。就其流传最广的两部作品而言,完成于上海的《生死场》,多被归至抗日文学之列,实际上,在展现东北大地生生不息、坚韧不屈的生命力中,萧红也在老乡对“镰刀会”、“义勇军”、“革命军”的困顿盲投下,赤裸裸地将笔锋转向无谓的牺牲。这也正是鲁迅在所作序言中强调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脱稿于香港的《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遗著延续了其一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写作观。一个早慧的东北小地主家庭的女儿,她只写童年回忆,却在毫无政治意涵的文字中还原了黑土地的温情、刺痛与魅惑。

 就为人而言,毋庸质疑,萧红属于左派作家。但在以鲁迅为中心、实际上由瞿秋白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萧红自始至终都是人在边缘。《回忆鲁迅先生》中一个细节可为佐证--鲁迅向萧红交待作客其家中的“商人”为何方神圣,此人原是“走了二万五千里回来的”。如果萧红真是党员或与左联中的党员过从稍密,恐怕不会作此一问,更不能行诸笔端。终其一生,短短三十一年,所求不过是安静的写作;不依附于任何派别,恐怕也造就了她“孤独忧悒以终生”的宿命。

 风流存照为证,蒋先生似与丁玲、萧军颇为相熟。不知曾否听闻,萧军与萧红分道扬镳,丁玲也是与有荣焉。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述二人决裂肇因于萧红拒绝与萧军一起投奔延安;而在端木蕻良的回忆中,萧军当时即向萧红声言,与丁玲已然相好,并会结伴而行。在萧红离世后,三个男人就与她的感情纠葛打了一辈子的笔墨官司。虽不足为信,两段相矛盾的叙述却共同印证萧红是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也从侧面折射出蒋先生所喜爱的丁玲的背影--与马列老太和Lady Gaga相比,丁玲的一生,在政治信仰和人际爱情上,都在不断重复扮演着一个角色--背叛者。如果蒋先生能就此背叛者和彼政党之间的关系深入开去,倒也真能成就一篇好文。

 (另:“反右”的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两事物相差九年,不知是否为丁玲就养鸡经历对蒋先生的叙述有误。)

 三、秋瑾与男人

 原文:我喜欢秋瑾是因为美学。她有一张照片是穿着和服拿一把刀,那种美真是英气逼人。她是可以跟陈天华、邹容这种男人在日本酒馆喝酒的,喝了酒就写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你们这些男人,喜欢我,所以为我买这么贵的刀——因为她当时在练剑,他们就买了一把日本武士刀给她。现在没有钱喝酒了,我用我的貂裘给你们换酒喝。一腔热血勤珍重,大家都是同盟会的,早晚有一天是要被杀头的。

 蒋先生的描述栩栩如生,宛如曾与鉴湖女侠肆中豪饮。只是就《对酒》这首诗的写作年份,至今没有定论。之所以有留学东瀛酒后所作一说,均援引其义结金兰姊妹吴芝瑛之《记秋女侠遗事》。但研读这篇不长的文章,并未提及《对酒》所作背景,反倒点明:“女士原作极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惜随手散佚,不得见矣。”该文最早收录于秋瑾之女王灿芝编辑并于1929年出版的《秋瑾女侠遗集》。可见,我们已是无缘知晓这首诗写于何时、鉴湖女侠写诗的时候喝没喝酒、刀是自己掏钱还是男人掏钱买的、抑或男人又为什么在她练剑的时候买了把倭刀相送……

 1983年,谢晋执导并与黄宗江联袂编剧的电影《秋瑾》中也有写作这首诗的情节。有趣的是,“不惜千金买宝刀”说的是陈天华,“貂裘换酒也堪豪”则指向徐锡麟,秋瑾作诗时,一旁击缶相和的还有陈伯平。异样的艺术升华暂且不提,就此考据出蒋先生访谈中的又一疑处:秋瑾跟邹容在日本酒馆一起泡过吧吗?

 邹容于1902年春夏之交东渡留学,除开始写作与陈天华《警世钟》齐名的《革命军》外,还很淘气地挟众剪了当时清廷派驻东京学监姚文甫的鞭子,并悬挂于中国留学生会馆示众。邹容也因此于1903年被迫回到上海,东渡生涯仅为一年。当年仲夏,《苏报》案发,章太炎入狱,邹容自投捕房,1905年春卒于狱中;至死不是同盟会会员,因为同盟会在其死后小半年才在东京宣告成立。而秋瑾1903年从湖南随夫君王廷钧赴京上任,1904年东渡求学;1905年短暂回国筹措学费,曾到访上海,彼时邹容已身陷囹圄,或早不在人世。从史实上,两条平行线始终没有交会的一天。就算秋瑾跟陈天华真曾在东京酒肆里舞剑吟诗,邹容也无缘参与,也许正和章太炎隔着牢房敲墙以示彼此激励吧。

 四、林觉民与儿孙

 原文: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这样的人物,真是让我着迷,他们是中国当时的大梦想。所以尽管《辛亥革命》这个电影拍得很烂,可是《与妻书》那一段还是让我掉眼泪。后来我才发现,林觉民家跟我后来离开西安去福州住的三坊七巷在同一条街上。他被砍头,等于是清朝的叛逆,他爸爸就把房子变卖了,隐姓埋名躲起来。他的遗腹子现在是北京航天界里顶尖的科学家。他的孙女叫林兰,完全拒绝访问:我们在家里面开过会,我们不靠祖父过日子。这个家族真是了不得!

 《与妻书》通篇溢满桃花潭水之深情与大漠长歌般悲壮,我与蒋先生同感,每每读来,总是眼噙泪花。不过不知道蒋先生有没有注意林觉民在其中的一段自白:“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如果我们做道简单的数学题,黄花岗起义在1911年4月,那么林觉民的遗腹子应在1911年内出生,至2011年,老先生应该高寿100周岁了。如此人瑞仍然奋战在祖国航天界的第一线,在辛亥百年之际却是无人提及,实在蹊跷得很。

 事实上,林觉民与陈意映育有两个儿子:长子为《与妻书》中提及的依新,幼年早夭;次子即为遗腹子仲新,解放前曾在国民政府中任林森秘书,1983年病逝于福建漳州。林家倒是真出了懂rocket science的科学家--林仲新的长子林天立,不过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里,恐怕还真不能称其为林觉民的“遗腹孙”。

 在这一段关于民国的访谈中,还有诸多谬误:林觉民不是被砍头的,是张鸣岐下令枪杀的,蒋先生认为“拍得很烂”的那部电影中对这一段处理十分到位;沈从文并非富贵人家出身、也没留过日,一生没把自己往危险的位置放过、有危险也是被放的(钱杨亦然),蒋先生如无暇阅读《从文自传》,可拨冗到凤凰一游;秋瑾怎么都算不上民国人物,女侠就义断头台还是光绪年间的旧事;仅听闻徐锡麟赖姻亲俞廉三之力深得恩铭器重,二人师徒相称,未见史料显示秋瑾还叫过恩铭“干爸爸”。既然英雄豪杰都不问出处,想必难有“拼爹”之好,我们这些后人也就不必费力作“坑爹”之辨了。

 五、阿Q农民

 原文:Q的时代真的过去了。我到乡下去看到的农民,那个往我箱子里塞大蒜的农民,他的心是健康的,他的笑容是健康的,他受的教育真个比阿Q那个时代强百倍。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中国全国的知识分子人口只有2%,文盲是98%

 接着民国人物一段说开来,蒋先生坦言“鲁迅是怎么读都好的作家”;但就上述关于阿Q的断想,似乎这个“好”译成英语当作fine,而绝非good,即鲁迅是怎么读都行。有此推论的根源在于,鲁迅没有把阿Q写成农民,似乎也不该把他作为20世纪初的农民代表与我们21世纪初的阶级兄弟一较高下。

 在《阿Q正传》第二章“优胜记略”中,鲁迅就记叙了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客观上,阿Q仅是江南水镇上的闲散居民。而主观上,阿 Q 对于稼樯之事也颇为不屑。 在第五章“生计问题”中,阿Q跑到静修庵欺负老尼姑之前,便是走出未庄方见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

 通篇观之,鲁迅笔下的阿Q是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千千万万小人物的一个缩影,苟活在比乌有还乌有的未庄之中,“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就连“先前的‘行状’也渺茫”。

  

不容否认,蒋先生文采卓然,著作等身,多年在文化传播的战线上,殚精竭虑,身先士卒。其谈吐之风雅、讲述之渲染,颇具力道。但是在晚辈看来,如此雄厚的软实力毁在了一道硬伤上:不读原著。

 已故政治哲学家列奥ž斯特劳斯常循柏拉图“洞穴”的比喻而沿用一个意象--“次等洞穴”(second cave)。在斯特劳斯看来,若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无知就好比身陷“洞穴”,置身当今,无知就是在一个更深的“次等洞穴”之中;而困境是,我们必须抓住“历史”,将自身从“次等洞穴”提升到“洞穴”,方能切入获取知识的哲学思辨。要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进路就是阅读原著。“次等洞穴”在斯特劳斯尚未逃离德国就已提出,在其晚年与人合编《政治哲学史》时,他依然重申,再好的二手资料不过是传闻,学生借传闻获取意见;但唯有阅读原著,才有可能获得超越意见的知识。

 通读蒋先生访谈,他的文化与传统,难以让我们抓住历史,却可能很不幸地落入斯特劳斯的预言--二手资料中的传闻是错误的,学生连正确的意见都得不到,只会得到错误的意见;我们意识不到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结果是“陷入最深的错觉之中”。 诚愿蒋先生可采亡羊补牢之策,号召文化和传统的倾慕者们在慷慨解囊、为君捧场之余,也当多多博览我们历史中的典籍,开启经典阅读的可能性。

 此外,我对蒋先生能与诸多文化名人有无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羡慕不已,这是一种“身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身份”的除魅历程上,往往比寻常百姓更显艰辛无力。好比蒋先生仰慕的钱钟书,在《围城》就写尽了这一现象--褚慎明对与Bertie(罗素小名)伟大友谊的炫耀,比之阿Q攀亲赵老爷更添了一寸焦虑、三分无耻。“身份”对于文化是必要的,但那绝不应该是私人的。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近百年前创造“社会文化”概念中所指,每一个社会均有延续历史的渴求,因为在作为集体记忆的文化中,我们每个人均获得了身份认同。

 最后真诚地感谢蒋先生,在勘误中,令我接续闻一多先生的诘问:如何把记忆抱紧?在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受到空前追捧的年代,我更愿意回到经典本身。平心而论,不能指望代代皆有顾颉刚,以讹传讹之后,留给后人一箩筐“古史辨”才可收拾的烂尾工程。果有其日,不在文化“花季”的我们,恐怕连“垫脚石”都无法胜任,只得被定性为文化的“绊脚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大跑龙套。

 

(所评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64021)

  

2011年11月2日凌晨于凯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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