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我还要回到十一年前的五月二十日，回到我生命中无法绕过的磐石：是死者不幸，还是生者可悲？至少我现在明白，我们和邱庆枫，从来都是一场无休无止的往还。

五月倏然而过，她的遗体于五月的最后一天在昌平火化。夏天来了，我记忆里的那个夏天总是艳阳高照，我们带着颓然的脸神经质地忙碌着，充实无比。生活和以前一模一样，不－－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丽莉告诉我，你现在想挤班车去燕园也挤不上了，车上不能有人站着，一个人一个座位。班主任专用的依维柯每天早上八九点都会趴在操场边等候去燕园的学生，旁边还有告示，说下午五点会从百年大讲堂开出返回昌平园，请各位同学紧记车牌号码。博实的售货员们依旧“艳如桃李”，但已经完全摒弃了“冷若冰霜”的服务特色。说几句好话，水房大爷到了两点钟也会折返，再不绝尘而去。食堂澡堂的水准一夜之间均令人刮目相看，就是晚上溜到主楼楼顶约会不那么惬意了，时常会暴露于保安的手电筒下。我没有再见过朱某，或者他还住在昌平园，只是难现昔日无所不在的王者之风了。

我很困惑，无声无息之间，难道已经达成了一场交易？如果真有所谓媾和，对价又是什么？是我们出卖了邱庆枫的生命、比乞怜更不堪地获取了重视与补偿，还是校方因邱庆枫的死为千夫所指、必须采用这种方式亡羊补牢？无论如何，对这一切改变，我都无从置喙。这就好像言情小说，要么天上地下终成眷属，要么旧情不在天各一方，我不能苛求琼瑶阿姨写出别的什么结局。就算要承认客观上总是好的，我却在主观上无法领情－－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良心发现”的。邱庆枫罹难后十年，我读到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在纳粹的死牢中所写的《十年之后》。在谈到那个时代以良心为根基的人们时，他说这些人到最后满足的不过是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且开始慢慢习惯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避免失望。归根结底，如果一个人单单依靠自己的良心，那么他得到的真相只是－－一个不好的良心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更加健壮。合上书，我开始怀念我十年前的良心－－在昌平园的最后一个月里，她不仅仅被欺骗了，还被强奸了。我随后就意识到了她的污秽，我不可能再依靠她生活。

而我该依靠什么呢？我依然需要安慰，开始新的生活。给予我好意的人全部住在K无法到达的城堡里， 即使我有幸面对他们，我也根本没有慧根与坚韧做鲁迅笔下“无物之阵”的战士。好在只有一个月，我沉默并且接受，佯作心安理得。准备考试的间歇，我望着山峦起伏、残阳如血，认定邱庆枫一定如五柳先生所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这自以为是的释然不久就土崩瓦解。离开昌平园的那天，公共汽车上，人人有座，十几辆同时开出，四号楼和食堂远去了，主楼旁的白杨投下斑驳的影子，穿过园区大门，不能避过邱庆枫最后经过的路口。除了发动机的声音，一片默然，我在座位上纹丝不动，幻想中却是另一图景－－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车上，逆着车行的方向，到车尾扒住玻璃望向她生命的最后落脚点－－像一个开释的囚徒，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今、生、今、世－－再不回来！”

邱庆枫永不离开的地方，我却再不回来。生与死之间，有一场叠加在轮回里的拉锯战。她将她的痛苦献给了我们，而我们竟然只能以更深的痛苦作为回报，用恨点起火来，助孽风之力，祭奠在她成为牺牲的坛上。原来五柳先生的《挽歌》并非为我们和邱庆枫而做，倒是在这十一年光阴中，昭昭然显出一个真相：在此，纵是“富贵非吾愿”；于彼，又何尝不是“帝乡不可期”！

二零零八年，我在纽约呆了一个夏天，直到那场普天同庆接近尾声，才潜回北京。约维出来吃饭，席间谈到那一年纷繁芜杂的世事，我幽幽自语：“我们住在北半球，五月倒总是多事之秋。”维看似漫不经心：“听说绵竹差不多震成了平地，邱庆枫一家人还在吗？”不只是我，明了邱庆枫的灵魂不曾消陨，不经意间总要寝寐见之，却只能不问后事，但求与残存的恐惧和战栗相安无事。十一年前，邱庆枫的父母在学校的安排下搬到北京居住，多年后仍有人指责他们拿女儿的生命做交易；这断不能煽动她的同学们同仇敌忾，果真这是耻辱，我们每一个人也于之有份，更何况我听到的是她的母亲那时已经精神恍惚，不复从前。十一年前，李岚清亲自下令追查到底，一众法学院教授还在担心是否会以羔羊代罪草草了事，如今真凶仍然逍遥法外，头号大案堂而皇之地成了无头公案。十一年前，在办公楼前声言事件处理完毕就集体辞职的三位校领导，或早颐养天年，或仍稳居原位，或已登堂入室，成为部委的司级干部。还是十一年前，在祭奠台前涕泪横流的某学生干部，到燕园摇身而成伪学生自治组织头目，现已在高人点拨下成为某封疆大吏的乘龙快婿，庙堂江湖均流传着说法－－他尚书房行走的第一块敲门砖就是在邱庆枫事件中居功甚伟！

尘世间，有死生，也有契阔。邱庆枫停在十九岁，停在千禧之年的春尽之处，停在白衣飘飘的年代，如浮士德的海伦，幻化成云，飞天而逝；我们继续走着，和内心的墨菲斯托较量着、妥协着、相互利用着，勇往直前，不舍昼夜。谁说“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场关于痛苦的无休无止的往还，不正是“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如此这般将生者与死者一同卷入旋风的中心？

我至今没有回过昌平园，那里还有邱庆枫的衣冠冢。春节回北京，从“云酷”西北望去，我跟小佳说：“欧阳曾告诉我，邱庆枫那件事，你第一个哭出了声。”“第一个？我不记得了。”她跟我一起往西北望，“我只记得，我哭了”。走出国贸三座，已过午夜，忽然看到晶晶闪闪飘下的雪，我三十岁生日的凌晨飘着北京六十年最晚的初雪。我们惊奇地注视着在灯光投照下翩翩起舞的白雪－－

“三十岁了，有什么想法？”

“前面三十年，我活得很认真；三十岁了，我要更加认真地活。”

是啊，我要更加认真地活，因为我无法“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在邱庆枫死后，我要努力认识她是谁。自十一年再追溯十一年，有一个叫海子的师兄在昌平留下了一首《黑夜的献诗》，一个多月后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以这诗启示我，邱庆枫正放声歌唱在那条路上，黑夜从她内部升起，她是黑夜的女儿。

“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2011年6月2日深夜

于凯帆轩